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
参看郭华榕：《法国政治制度史》，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2] 1793年春以后，雅各宾派（Jacobins)日渐获得愈来愈多的统治权，其后来所实行的恐怖政策使得这个时期被称为恐怖执政（la Terreur）。
从法国宪法实践中来看，法律草案要比法律提案更容易受到重视，特别是由最高行政法院提出咨询性意见之后，其质量也普遍偏高。1940年7月10日，国民大会（Assemblée nationale）即参众两院联席会议（réunion de la Chambre des députés et du Sénat）通过了一项重要的宪法性法律，即1940年7月10日宪法性法律（Loi constitutionnelle du 10 juillet 1940）[28]，其内容为：两院联席会议将全部权力授予共和国政府，在贝当元帅的领导和签署下，通过一项或几项法令颁布一部新的法兰西宪法。而由选举产生的宪法委员会成员因在每年议会会期开始时选举产生，其任期最长为１年。基于此，第三共和宪法的民主根基被侵蚀，亦即意味着第三共和宪法的自我毁灭。这些学说在适当的历史条件下，最终催生出了法国模式的合宪性审查制度，这在本文的后面有更为详细的论述。
此外，像共和VIII年宪法的一样，参议院还负责起草殖民地的宪法，补充宪法，解释宪法，并且可以提议修改宪法。[63] 1958年宪法第34条第2款规定，下列各种事项由法律制定：公民权及有关行使公共自由权利的基本保障。宪法权利体系提供了一种基于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体系法则。
笔者曾经撰文对此总结道:从权利体系的基础来看，权利体系的基础价值尚待进一步明确，其承载的发现改革难题、辨明改革优劣的参照功能因此有所消损;从权利体系的结构来看，宪法权利体系未能综合协调改革期各个群体的利益诉求，导致社会稳定面临诸种挑战;从宪法权利的运行来看，现实权利的制度架构因无明确的价值指引，而有时与文本规定脱节，甚至可能因改革本身的复杂性而损及权利本身，权利的虚置化倾向比较明显，导致改革的成果最终无法与公众分享，人民参与改革动力和热情不断流失;而在当下，改革步入深水区，迈入不进则退的历史关口，宪法权利体系无力束缚不当改革，致使各种公共权力侵权事件层出不穷，权利保护困境同期而至。这一理解，既是一种理论的先验，亦割裂了人权与共同体生活的整体性观念;既无助于体悟宪法作为人权保障之法的真实含蕴，亦无法把握宪法权利现实运行的复杂情境。社会关系的概念既是抽象又是具体的，因而宪法权利既是形而上，又是形而下的。但应注意的是，人是充满个性的存在，事实上，由于不可能完全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因而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宪法规范完全一致只是一种理想，有意或无意违反宪法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宪法实现的这一环节，加强宪法的监督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
而从宪法权利体系的结构来看，这一过程乃是通过宪法义务体系的实现来完成的。回溯历史，把脉当下，展望未来，人权需要从西方粉饰的普适真理中抽身而出，以主体姿态重建中国形态。
这也成为现代宪法的困境所在。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四，宪法权利的运行塑造了宪法权利文化，构成了宪法权利价值体系的现实基础。三、宪法权利体系理论的价值 宪法权利体系理论，是人与共同体的相互依存为立论基础，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为逻辑法则，具有以下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宪法义务并不是仅仅作为实现宪法权利的工具，也不是仅仅与宪法权利对应存在的。这就意味着，共同体的存续，是人享有权利的逻辑前提。宪法是组织共同体的规则，对于作为共同体普遍道德的宪法价值与内在义务的确认，才在实证法层面上维系了共同体的存续。[21](P18)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宪法指引改革开放的时代使命必然受到消损，宪法权利体系所担负的权利保障功能也因此减退。
这类观点的理论前提是宪法是规制国家公权力的公法，尚停留在近代宪法政治法的观念上。就权利主体而言，他所负有的不得滥用权利的义务是与他的权利相对应的;就相对方而言，他所负有的义务则是作为对方权利实现的工具存在，并指向共同体的良好秩序。
2．宪法权利体系的目标定位 宪法权利体系的目标定位是建立在宪法权利体系的逻辑起点之上，是对逻辑起点的展开和深化。而对于成文宪法未列举权利而言，宪法权利体系结构的优良与否，决定了它能否依据已列举权利及各自之间的逻辑联系形成有力的基础，从而能够推导出符合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权利。
这种建构方法，被结构主义者批为体系构造的涌现式图式，即一开始不增加什么，就提出整体性来，一个整体并不是诸先决成分的简单总和，他们（指涌现论者）把整体看做先于成分，或者看做是在这些成分发生接触的同时所得到的产物，这样，他们就把自己的任务简单化了，就有把组成规律的本性这种中心问题丢到一边去的危险。从某种意义讲，宪法价值首先是用来解决宪法义务冲突的。这需要通过确认特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所引导的价值体系来转化。宪法权利体系理论即是对此作出些许尝试。一方面，它是宪法价值的规范载体，通过与根本法结合，希冀共同体现实生活能够服膺于其所承载的终极价值的规范和指引;另一方面，共同体现实生活多姿多彩，往往会内生内发出一股超越保守的潮流，引领社会前进，宪法权利规范体系需要以一种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其中合理的权利主张，纠其不正，以助其前行。总而言之，实在法层面的宪法权利体系的建构其实就是得到宪法认可的部分基本人权实证化的过程。
宪法权利价值体系、宪法义务体系与宪法权利规范体系的互动，提供了权利达成秩序的可能性。[7]由此可见，那些试图对权利价值进行全面总结的观点实际上都不是普适性的，是一种无视历史背景、无视地域差异的意识反映。
成文宪法所记载的宪法权利规范体系，不仅仅以根本法形式确认和列举了那些对于共同体不可或缺的宪法权利，其意义更在于它与共同体生活的双向互动。第二，宪法权利体系理论植根于人、共同体与宪法三者之间的逻辑关联与互动，从理论上超越了西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在个人与共同体关系方面的偏差以及由此所致的现代权利困境。
其实，在权利主体不滥用权利的情形下，相对方履行配合义务时，往往会损及自身权利或他人权利，由此引发权利冲突。参见秦奥蕾:《基本权利体系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值得注意的是，21世纪伊始，英国便制定了《人权法案》，实现了人权保障模式的大转向。本文将宪法义务体系作为宪法权利体系中独立于宪法权利规范体系的一个独立构成宪法权利体系型构的逻辑法则告诉我们，人权是人在共同体中生活关系的整体诉求之彰显，宪法权利是参与共同体社会关系的资格和凭此获得的利益。这一工具性义务即是传统所理解的与权利实现相关、作为权利实现工具和手段的义务。就此而言，人权本身就是一种有关人的生活状态的整体性观念。
英国是福利国家的典型，自20世纪以来就已经制定了包括养老金、最低工资、失业保险制度、免费医疗、就业保护等在内的数部法律，确立了公民广泛的经济社会权利。基于以上反思，我们认为，宪法权利的运行过程可以抽象为作为宪法权利体系三个组成部分的宪法权利价值体系、宪法权利规范体系与宪法权利义务体系互动耦合的关系样态，具体可以抽象为以下四个过程: 第一，宪法权利规范体系适应、反映社会现实权利诉求的过程。
，任何人均不能仅凭其个人身份而享有一项（实在法）权利，（实在法）权利存在一个来源问题。每个人的各项宪法权利因其全面生存和发展的追求而有机组合，转换成以个人为主体、彼此间相互依赖、符合人的本质的宪法权利体系，从而型塑人的真正内涵。
[5]此时，对于宪法的理解就十分重要:一方面，宪法绝对不能受制于实证主义，而应尝试规范、制约、引导实证主义;[6]另一方面，宪法需要主导社会资源的公平公正分配，改善经济社会的不平等状况，以此夯实代议制民主的社会基础，维系实在法的正当性。参见张千帆:《宪法不应该规定什么》，《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他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这个环节上，宪法权利运行的任务在于如何形成统一的宪法价值观，在对宪法权利规范体系进行认同评价的基础上，使全体社会成员的行为与规范相一致，从而保证现实宪法与成文宪法相协调，完成宪法实现的过程，形成一定社会的宪法秩序。人的社会共同体是人生存和发展的逻辑需要，即人权的要求，宪法则是满足此种需要的逻辑前提，就宪法与人的共同体的逻辑关系而言，宪法是前提，人的社会共同体是结果。另一方面，宪法权利与宪法义务，可以称为人之为共同体成员的两个维度，缺一即不足以成为共同体成员。
共同体绝不是与其成员相对立的，其实，一切形式的政府都是人民生活得以延续的必要条件，人类组成政府以来，所一直努力采取的制度，不是为了摆脱政府，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更为优良的政府，政府所努力争取的是谋求与公民的有效合作。宪法作为组织共同体的规则，自然要对这些道德原则进行确认，其首要使命即是在价值上肯认这些原则，将其作为规范建构、修改与落实的最终指引。
这一结构包括权利人与作为相对方的公民、社会组织与国家。而之所以为基本，无非要表示这些权利，是各国制宪者所认为的个人必不可缺少的权利。
美国《权利法案》主要规定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对于社会权利，则是以一些法律和政策文件形式规定的，如罗斯福新政中出台的有关社会福利的政策及《1935年社会保障法》。但《自由大宪章》、《权利请愿书》、《人身保护法》以宪法性文件的形式保障了英国人近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而英国对于公民的社会权利的保护也不遗余力。
